民革中央：
区别对待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
目前，中国已成为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主粮净出口国，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需要维持在95%以上，但现在实际的粮食自给率已经突破了红线。要想改变我国粮食的现状，要从根本上降低种粮成本和提高粮食品质，必须以土地流转为纽带，同步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
针对有些人以土地流转之名，变相囤积土地，同时采用“非粮化”的经营模式等问题，建议，一要从严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开展基本农田补划与重划工作，鼓励将大城市允许有条件的建设区内的耕地划为基本农田，坚决将城镇周边、道路两侧的优等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区，倒逼出卫星城镇、都市农业和田园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二是区别对待耕地和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农业经营者，在不破坏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因地、因市制宜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三是严格控制耕地和基本农田“非农化”。缩小征地范围，将之严格限定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设施和公益设施项目内；推行“谁执法谁普法”举措，依法处置利用流转耕地经营非农化产业的行为。四要完善准入与监控制度，建立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地流转新机制。
台盟中央：
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 支持农业发展
近年来，国家深化农业和农村改革，试点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进一步稳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切身利益。但由于到村入户工作量大，涉农人数多、种类多，农业时效性强，涉农保险难以做实。加之，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理赔不及时不规范，几乎所有农业保险工作均依托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或者畜牧兽医站承担，服务体系职责分散。另外，赔付标准较低，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规定的赔付金额还是在2007年制定的，导致赔付标准低且涵盖不了直接物化成本。例如，水稻每亩地平均投入成本为300—400元，生产条件差的地区约为450元/亩，但是最高赔付只能到达300元/亩。为此，建议：
一要加强承保理赔规范管理，保证双方合法利益，做到“应赔必赔”；建立农业保险赔付评价机制，对承保管理、理赔服务、资金管理等环节加强监管。
二要健全保险服务体系网络，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
三要制定更加合理的保险条款，提高农户参保积极性。制定新的涉农保险政策，在理赔上应根据种养殖的生长周期或降低免赔率，降低起保标准；根据农业生产条件及粮食价格变化作相应调整，将水稻赔付标准由每亩300元提高到每亩450—500元；改进保险扶持和保费补贴方式，将农户、龙头、集体经济组织等自己缴纳的部分改为全额缴纳保费，并将政府补贴保险公司改为直补农户，由基层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农户的投保数量，发现虚假投保则取消财政保费补贴资金，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四是应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促进种养殖业发展壮大。积极探索新型投保主体，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实行差异化补贴，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提高财政补贴的精准性。
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
发展社会化服务 降农业成本
社会普遍认为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是导致我国农业低效、高成本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倡导土地流转，希望以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突破口，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但现有条件下的土地流转，并未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人才、技术、设备利用率低，折旧费分摊成本高。种植大户需要“小而全”的设备，如果自备完全满足自己需用的农机，一年当中可利用天数只有6—10天（整地、播种、收获、烘干），多次使用的也不过20—30天（施肥、施药），设备折旧成本高；还需要有专业水平的机手，而人员利用率不高增加了农产品的成本分摊。
为此，他建议应将建立、完善综合农事服务组织体系提高到与土地流转同等重要位置，是解决农业产业化低效率、高成本问题关键。
一是小麦收割机跨区作业模式，为发展综合农事服务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我国小麦、水稻收获期从5月下旬到11月将近6个月时间，专业化的农机跨区作业，使设备和人员利用率远高于大户自备设备，且设备使用、维护水平高，成为中国小麦、水稻机械化收获的主要运行模式。在各地培育综合农事服务组织，为种植大户提供整地、播种、育插秧、施肥、病草虫害防治、收获、干燥全程农事的专业化服务是切实可行的。在服务中心，农机手可以随农时更换使用的机械，农机也可通过全国联网的农机租赁公司或服务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跨区调动，提高利用率，降低农产品中的机械摊销成本。
二是通过培育地方性的综合农事服务组织和全国性的农机租赁公司或服务平台，构建农业中的现代服务业，使种植大户种地简单且低成本，大幅降低生产设备折旧和消耗性农资成本，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三是支持涉农企业研制用于农业现代化服务组织的高效率农机装备。政府应将对农业的扶持资金重点用于支持高效率农机及配套产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广。
四是政府对农机补贴的重点，应鼓励一家一户或一个农民种植合作社购买农机转到重点支持专业化农事服务组织购买。农机购置补贴给专业化的农业服务组织，设备维护率高，工作季长，运营成本低，可降低农事服务的收费，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五是制定统一作业标准。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跨区作业，设立作业纠纷协调机构，减少社会纠纷和矛盾。建立一套作业及验收标准，发生纠纷时专门协调机构核定事实，厘清责任，有利于为现代农业服务业创造公平交易环境。
九三学社中央：
推进“互联网+”农业发展
农业“互联网+”有助于提高组织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农业提供准确、动态、科学的全方位信息服务，已成为现代农业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建议推进“互联网+”助力智能农业发展，希望有关部门组织力量研发农业“互联网+”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建立农业物联网智慧系统，在大田种植、设施园艺等领域广泛应用，开展农业生产智能决策系统支持服务，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精准智能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平台，大力培育职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的新型农民。推进“互联网+”助力农业走出去，面向在非洲、亚洲、南美等有关国家建设农业技术交流服务平台，推动我国先进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等“走出去”。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服务系统，逐步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动态化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于会怀：
降低农机价格 补贴政策普惠农户
国家实施农机补贴政策以来，农机保有量显著增加，大型农机具走进家庭，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在农机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
一是农机价格普遍偏高，在物价普遍下降的大趋势下，农机价格暴涨，一台插秧机十几万元，一台玉米收割机20万元，补贴后农民还得拿13万元。某款农机补贴前是5万元，参加补贴后价格是8万元，国家补贴3万元，农民还得拿5万元，农民应得的补贴被生产商和经销商攫取了。二是国产农机质量较差，像国产玉米收割机用一年就坏，国产插秧机也是如此。三是政策驱动性已不明显，农机补贴政策推行十二年，辽宁全省农机化率近80%，部分市县超过90%，达到了预期效果，市场接近饱和，政策驱动性已经不明显，这些年农机补贴政策小调大不调，未做过大的调整。
根据以上问题，我建议：首先，要降低农机价格，减少销售中间环节，让农民和生产企业接近，让惠农政策落到农民手中；其次，提高国产农机质量，增加国有农机品牌竞争力，支持民族企业，保护农民利益；第三，适当调整农机补贴政策，在农机维修、养护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比如建立农机4S店等。
全国政协委员赖钟雄：
鼓励科技创新 推进成果转化
近几年我持续关注粮食问题，粮食安全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政策持续向好，每年都有一定补贴。除了我曾提出的要逐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外，我认为当下也应该关注农业机械化发展，在我国粮价不高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有助于降低成本，但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因地制宜。福建对农业机械和设施农业方面都很重视，投入了大量资金，政府对小型农机具都很支持，补贴力度很大。
发展现代农业要积极鼓励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政策落地，细化实施细则。科研人员出去兼职或创业，一定程度上是对科研的推动。搞科研不是坐电脑前冥思苦想，而是要和产业结合，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科研项目特别是应用型的东西，才能做出成绩，否则闭门造车是会脱离社会需求的。
全国政协委员李晓东：
土地流转对接金融市场
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分散化特点，不适应大规模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导致成本增高，科技进步难度加大。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建议在充分调研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探索土地变为金融性资源流转的方式和途径，加强引导，通过延长土地经营权确权期限，加强农业生产与金融市场的对接，以更大魄力进行改革，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彻底改变农业面貌。
全国政协委员白先进：
强化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建设
要想精准扶贫，适宜在农村推广的技术和扎根基层的人员缺一不可，但目前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仍旧不足，建议国家在编制方面对这些技术人员网开一面，给予大力扶持，这样才能把扶贫政策真正落实。
全国政协委员陈章良在农业组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提出，中国土地紧缺，广西旱地每年每亩租金750元，水田1100元，东北的土地租金每亩也都超过一千元，可是柬埔寨湄公河两岸每亩地每年租金才7元人民币，俄罗斯紧邻黑龙江的地租金只有5元，中国农业也要走出去。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许多工业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在今后五年鼓励、帮助更多的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到国外去种地。
全国政协委员刘平均在农业组小组会议上指出，国家要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鼓励科技创新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他还提出，要修订国家农产品质量检测标准，部分农产品质量检测方法不规范，标准的制定要与发达国家的标准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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