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黄淮海平原某县为促进秸秆禁烧，出台促进农民购买大马力拖拉机的鼓励政策，在中央购机补贴的基础上，再由县乡镇补贴30%甚至更多，同时还予以贷款。农民甚至不掏钱就可以开回部分机型的机械。在这个“特惠政策”的引诱下，该县农民当年购买大马力拖拉机达2000台以上，而常规年份一般不超过400台。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拖拉机，兴奋之余也带来了一连串政府始料未及的问题：首先，资金不足，需要的补贴款远超预算安排；其次，大量拖拉机干不足活，甚至无活可干；紧接着，又有农民反映所购拖拉机的质量不达标，配套设施不足、维修等问题也相应出现。
政府花费大笔资金，想做一件惠农的好事，为什么却导致了这种局面？
补贴率设定的玄机
在购机补贴政策实施中，“补什么？补多少？如何补？”是三个首要问题。在政策设计之初，设计者对补多少的问题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将初始补贴比例确定在30%，有比较充分的依据：
农民要占主体，拿大头。农民是农机化市场的经营主体，也是购机主体，应该承担投入的主要部分。“官办农机化”的老路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死路，因为在农机化生产经营活动中，只有经营者对投入负责任，才会有好的经营效果。而让农民负责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将他们的自身投入作为主体，政府只起辅助作用，通过补贴支持，引导其发展。
补贴率的高或低将带来市场波动。一般发达国家在实现农机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对购机开展补贴的政策阶段，一般补贴率设定在10%至50%之间。补贴过低，政策拉动力不足；补贴过高，一方面会造成农机化市场的大幅波动，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此，补贴率定在30%，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数值。
“定比补贴”到“定额补贴”
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复杂性开始凸显。在没有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时，农机市场上只有买方和卖方，是一个两方博弈的自由竞争市场。实施购机补贴之后，形成了三方博弈的局面，需求（农户）、供给（产销商）、补贴（政府）三方共同影响市场。
原来在自由竞争市场下的农机市场销售价格，在补贴的影响下会产生变异，也就是补贴基础会变异。在定比补贴方式下，当补贴率确定后，农机生产销售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千方百计地提高产品的补贴基准（产品价格），以便获得更高的补贴额。
比如A、B两企业，都生产同类型拖拉机。原市场售价分别是9万元、10万，分别补贴2.7万和3万元。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A企业会向B企业的产品价格看齐，甚至价格定得更高，自然第二年的售价可能分别为11万元和13万元，第三年可能更高。大约在执行定比补贴两三年后，陆续有省市开始试水“定额补贴”。2008年起，农业部全面推行定额补贴，即同类型农机产品采用一样的补贴额。
两种补贴方式的比较
直到今天，仍然不时有回到“按比例补贴”的声音出现。从理论上说，“定比补贴”指向精准，引导明确，易于操作。但是，在行政监管跟不上、市场环境不诚信的背景下，可能引发被补贴产品的价格疯涨，稀释政策效果，导致政策失灵。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定额补贴有更强的可操作性。采用定额补贴以来，确保了购机补贴政策实施的持续平稳，有效抑制了一度虚高疯涨的农机产品市场价格。但补贴额的确定，难以做到精准。一是分档的合理性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分档原则，简化了分档环节的工作，却使得补贴额的确定失之粗放。二是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类型产品中，低端产品获得了更高的补贴率，而高端产品处于劣势，不利于农机产品的升级和创新，也部分违背了购置补贴的政策初衷。农业部目前规定“补贴率按照不高于该档所有产品近年（或上年）市场平均价格的30%测定”，这无疑是目前的一个最优选。
过高补贴带来的危害
过低的补贴自然会降低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效果，最不济，也就是回归自由市场机制。相反，在我国农机购置补贴的各地实践中，不合理的过高补贴却屡屡出现。地方出台农机高额补贴政策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希望用高额补贴的手段，推动某一类机械化作业超常规发展，以迅速解决当前面临的难题，如近期围绕秸秆禁烧的相关机具；二是农机化主管部门希望对某一类机具的发展加以重点引导，如曾经的水稻插秧机；三是企业通过政策攻关或虚报成本价格，从而获得政策倾斜。高额补贴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某一类农机具的拥有量，造成农机市场的暂时繁荣。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对地方农机化的长期健康发展有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市场失衡。补贴区域内购机量剧增，实际上是市场需求的提前释放，市场的均衡性和持续性遭破坏，后续市场会表现为销售量的大起大落和销售价格的大涨大跌。
经营低效。农民在低投入甚至不投入的诱惑下盲目购机，但是一定时间内，区域总作业量不变，大量新增农机具使用效率低、闲置率高，不能产生高的效益。
地方财政资金外流。与相邻区域补贴额差别越大，越容易诱发违规倒卖。有些较长期实行高补贴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倒卖补贴机具的产业链，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新手段。而对于实行高补贴的地方政府，则实际形成地方财政资金的外流。
使用周期缩短。造成农机产品过度更新，极大地缩短产品使用寿命周期，催生了我国农机经营粗放式、高投入、低产出、靠补贴的低效率经营模式。
放大“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例如，对市场平均价格10万元的拖拉机补贴8万元时，市场上最先被抢空的，却是售价仅为7万元的机器。花很少钱甚至不花钱使得农民购机者对品牌、性能、质量、服务的认知敏感度下降，正常市场竞争被破坏。
增加公共服务压力。局部激增的农机具会突然加重农机化公共服务的压力，加剧农机维修难、行路难、停放难的局面，农机生产的安全、农机经营市场的规范都是需要同步应对解决的课题。
加大购机补贴资金不足的矛盾。目前，在我国不少地区，中央财政购机补贴资金仍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地方政府的高补贴往往捆绑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形成所谓的“累加补贴”。更有不少农机经销商为抢占市场份额、牟取高额利润，不惜孤注一掷，采用“差额购机”的方式营销。一旦销量暴涨，必然导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出现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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