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是重庆富士康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负责将成品运出厂区，但在运输中遭遇的是“囧途”。张欣说，来自长江中下游的货物，通过水运到达寸滩港、果园港，再经过几十公里的公路运至团结村站，才能接上渝新欧线，期间需转运两次。“虽然从厂区到团结村只有15公里左右的距离，但短驳运费却高达每箱1600元到1700元。”
事实上，物流的“困扰”已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获悉，降物流成本已经被有关部门列入今年工作重点，相关政策将陆续出台。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已展开密集调研，并联合研究具体方案，一方面加大收费清理力度，切实减轻流通企业负担，另一方面力推信息化和标准化，包括扩大标准化试点范围和品种，开启智慧物流示范等，以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困扰 物流成本高企挤压利润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0.6万亿元，与GDP的比率为16.6%，较1991年下降7.2个百分点，但仍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8个百分点左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业内测算，如果物流成本减半，可新增经济效益5万多亿元。
对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周志成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企业社会物流总费用高企主要表现在，仓储保管费用高位运行、综合运输费用总体较高等方面，例如仓储费用占GDP比例高达5.8%，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而美国运输费用占比也仅为我国的60%。
究其原因，周志成说，大量本应通过铁路和水路运输的中长距离运输由公路运输承担，抬高了综合运输成本;此外，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短驳、搬倒、装卸、配送成本较高。
“但物流成本高企也与我国处于工业化的阶段特征有关。”周志成认为，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而第二产业带动的实体经济物流需求较高，导致整个社会物流成本较高。据估算，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导致我国物流成本较发达国家高2个百分点左右。
与此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导致大宗商品的长距离、大规模运输，例如，煤炭、铁矿石由中西部向东部的长途运输。另外，随着沿海制造成本上升，相关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比如，电子产品生产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等，增加了中长距离运输的需求。
此外，我国生产方式仍然是过去的“大批量、少批次”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考虑市场实际需求，先生产后销售，导致产品大量库存，周转速度慢，也造成了较高的存货仓储保管费用。
因此，周志成表示，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仍有较大空间。“从目前来看，如果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能够达到美国2010年8.3%的水平，可新增经济效益5万多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则指出，社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造成产品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物流时间和物流成本所取代，并导致物流成本具体分摊在单位产品销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平均达到50%至70%甚至更高，从而成为了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新障碍。
减负 政策组合拳降成本提效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成本列入2016年五项重点经济工作之一，提出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并明确提出“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获悉，降物流成本已经列入相关部门今年重点工作。目前，商务部等部门已经展开密集调研，并联合研究具体方案。其中，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正在一起详细梳理涉及流通企业的各项税费，包括过路费、进场费等不合理收费，以达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盈利能力的目的。
另一方面，商务部将深入推进流通改革，提高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被列为2016年商务部工作首位。
“下一步要进一步深入推进物流标准化工作，目前正在研究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和品种范围。比如说，货架、传送带、运输车辆等也都要标准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郑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
据了解，目前我国物流标准化试点主要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展开，以托盘标准化为切入点，试图以此带动仓储设施和运输设施的标准化。参加试点的企业普遍反映，相关设施设备标准化、相关服务规范化水平提高后，可提升备货效率30%以上，装卸货效率50%以上，车辆周转效率1倍以上，库存周转成本降低29%以上。
此外，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来提高物流效率降低成本也是重要举措。具体包括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引导传统流通企业加快信息化改造，与电子商务企业的商流、资金流、信息流融合。提高流通信息化应用水平，启动智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开启智慧物流示范等。
攻坚 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
多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降物流成本将迎来政策密集出台年，预计相关政策将从年初开始陆续落地。不过，降低物流成本的根本还在于加速推进流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据了解，今年商务部等部门相关的工作将包括，加快商品流通基本法立法进程，落实好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营造法制化营商环境等。顶层设计层面，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物流以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三项规划也正在制定中。
郑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坦言，目前流通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这项改革与国内的自贸试验区有很大不同，“在自贸试验区很多试点内容强调的是‘破’，而内贸的改革试点，有些是需要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探索的，比如创新发展机制怎么建立，如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等，主要是‘建’，没有现成的东西，要靠改革去探索。这也只是内贸流通改革的难点所在。”
“比如说在全国的法规出台尚需时间的情况下，可否通过地方试点来推进这项工作。以地方立法这条路推动全国的商品流通法制化进程，至少是个有益的探索。”郑文说。
宋则指出，深化体制改革，彻底剔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降低全社会企业负担，是新时期政策设计的重中之重。“十三五”时期应把有效解决物流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核心思路与主线，并尽可能把节能降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任务目标按年度量化分解，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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