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否决中国企业以3.5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养牛场的计划，理由是该交易违背国家利益；此前，新西兰政府否决了上海鹏欣集团以5600万美元收购当地农场的申请。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在当地购买土地的方式“走出去”为何屡屡受阻？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国际市场？在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毛学峰时，他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存在的偏差，指出独特的农业模式才是我国最大战略优势所在。
为何“走出去”
毛学峰认为，首先应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要建立分支机构，为什么要并购国外企业。“如果缺乏认真思考，或者在政策鼓励和国外市场诱惑下走出去，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深入思考，对当地法律法规、市场风险、政治风险考虑甚少或评估不够，最后结果往往是盲目竞标而成为投行抬价工具或者以失败告终。”
企业“走出去”，首先应该满足的是自身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要。比如全球性农商与食品公司邦吉，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重要加工中心之一，把南美作为生产中心，把美国作为研发中心。
毛学峰指出，总是担心我们“被控制”的思维定式，来源于我们觉得自己“还很弱小”的自我认知，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要转变思路，企业的走出去是企业资源在全球层面优化配置，而不是简单的资源控制与被控制。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之一是提供海外市场的相关贸易信息。目前我们在信息掌握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严重制约对海外市场的开发进展。我们需要了解对方所处发展阶段，了解对方需求，和其共同发展实现共赢。当然，我们也需要深入了解自己，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农业健康发展，我们肯定做对了诸多方面，这些都需要深入挖掘，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他补充说。
何为“走出去”捷径
毛学峰认为，采用租地、买地的方式“走出去”的单一策略，表明我们在商业思维上存在偏差。更可行的办法是，从研发支持入手，从小企业入手，从小部分股权入手，从建立分支机构开始，学习、适应、熟悉、深耕国外市场。
“不要小看小部分股权，在关键时候能发挥大作用。”毛学峰强调，只要小额参股，就有机会进入公司的决策层，就能够产生自己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参与国际市场的进程中逐渐成长，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构建全球营销网络，提升品牌价值，自然而然在全球拥有市场力量。
同时，进入和掌握全球贸易网络和物流网络，也对形成国际市场话语权具有决定性作用。“应当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积极参与到仓储、物流、港口、农产品加工等各个环节，不断提升农业合作水平。”毛学峰建议。
拿什么“走出去”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能为世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的农业。”毛学峰说。
美国农业虽然先进，但并不适合新兴市场国家的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大多处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阶段，他们恰恰需要刚刚走出这一阶段的中国目前拥有的科学技术、农业机械、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治理经验。
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大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他们的现状和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都面临着改造传统农业、从贫穷走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恰恰都是中国能帮上忙的。
在改造传统农业这项任务中，首先，我国近三十年的农业技术发展取得了不俗成绩，已经实现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变，也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其次，我国农业机械较适用于小农的家庭耕作制度，如“东方红”拖拉机在越南、非洲就很受欢迎。再次，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而这方面经验是中国的强项，不是美国的强项。
毛学峰认为，上述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容易被非洲和“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所吸纳与消化。和中国合作，将会有利于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传统农业改造。
而在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任务中，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实践充分表明，减轻饥饿和贫困，唯一的途径就是为穷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持续且惠及大众的增长。“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经验，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通过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毛学峰说。
应当鼓励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其现有设备和生产逐渐向工资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给这些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与现金收入，同时实现他们的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也要转变观念，真正地‘帮企业’，而不是‘扶企业’，要用提供信息、数据等公共物品的方式，来取代目前简单补贴的方式。推动这些企业去帮助、引导欠发达国家改善经济环境、提高管理效率。”毛学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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